一百年前的今天，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六月初七日，才于一个半月之前下定国是之诏的光绪皇帝披览了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呈进的张之洞《劝学篇》，称许这部著作“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他命令军机处将该书所备副本四十部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广为刊布，实力劝导”。
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新学旧学或西学中学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老成持重、在自强运动中多有实绩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戊戌年春撰写了《劝学篇》，力主一条新学旧学两不偏废的循序渐进之路。他在序言中写道：“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只有既“知通”，又“知本”，中国才能幡然有为。《劝学篇》分内篇外篇两部分，用作者的话来说，“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几经曲折后终于寻找到独特的民族自救自强的出路，这巨变是张之洞和他的同辈无法想象的。重读《劝学篇》，不免感到历史的演变已经使有的章节失去了意义。不过，在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语）、举国致力于中华复兴的新形势下，我们可以淡化《劝学篇》中“体用”这对哲学范畴，把“中学为体”的提法当作艰难险恶的环境下一种文化自保的手段。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要救亡图存必须讲西学，但如果西学的引进以排斥中学为前提，如果西学的传入非但不能培养忠义爱国之心，还助长媚洋的心态，那么讲西学就完全违背了救亡图存的初衷。张之洞认为，有了中学的根基以及随之形成的识趣，西学的吸收才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人失去中国文化之本“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当然，张之洞“正人心”的目的不是一味为中国护短。他提出，我们对很多弊端可能习而不察，来自外部的批评意见不妨虚心倾听：“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他并不赞成那些在外国报刊上见到诋訾中国的文字就拂然大怒的人：“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多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我们一方面佩服张之洞的涵养，一方面也感到身为弱国重臣的悲哀。张之洞不可能不知道直言规劝与恶意诋訾的本质差别，依他之见，即使是面对后者，也应忍辱含垢，多作自我检讨。一个没有发言权的国家大概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积蓄力量。时至今日，人们会注意这种“诋訾”是不是心理上自我界定的需要，是不是使侵略政策合法化的行为。
张之洞不通西语，但是他在《劝学篇》里谈到“democracy”（民主）的翻译以及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他对“人人有自主之权”一说尤为反感，（这使我们想到爱德蒙·伯克），因而对“自由党”这译法也产生疑问：“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尤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自由党”的英文是“LiberalParty”，而“里勃而特”读来像是“Liberty”（自由）的音译，看来有误。这或许是针对严复作于1895年的几篇激进文章而说的，1903年，严复在《群己权界论》的“译凡例”起首不点名地指出此说之谬，即“Liberty”，不能翻成“公道”，但他同时承认，中文中的自由“常含放诞、恣胜、无忌惮诸劣义”，因而想用《大学》中的“挈矩之道”来说明穆勒的“自由”概念。至于“LiberalPar?ty”中“liberal”一词以及派生的“liberalism”的译法，张之洞的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事公道，于众有益”作为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长远目标未尝不可。正是基于这一理想，1906年当选的“自由党”为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这种国家或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显然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不相吻合的。张之洞建议将“liberal”译为“公论”，是否妥当，不敢断言。这译法肯定是有偏差的，但是这种偏差是深谙西方文化者才会出的偏差。在这些文字背面，读者隐隐感到了张之洞幕僚辜鸿铭的影响。19世纪的英国文人在讲到“自由”时往往把它与正义（“公道”）和全社会的福祉（“于众有益”）相联系，当时“自由派”的代表马修·阿诺德还在《文化与无政府》一书里痛击个人主义的自由观（“doingasonelikes”）。笔者猜想，张之洞的疑问不难得到阿诺德和其他一些维多利亚时期开明人士的理解。
重读《劝学篇》，感想颇多。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遥远的历史时期，但是那语境却使我们想到当下中国文化的状况。有欣喜，有忧虑，这是一部好书的馈赠。
戊寅年六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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